隋朝为何频频攻打对自己没有实质危害的高句丽

2019-01-07   阅读:132

  隋朝确实徭役太重,导致,然而对所谓农民起义的攻伐,并没有显得太费气力。所以更致命的因素是什么?

  公元581年,北周外戚杨坚篡夺北周帝位,建立了隋朝;589年,隋朝出兵平陈,统一了中国;617年,隋朝被李渊建立的唐朝取代。前后三十七年;如果从统一全国算起,则不过二十九年。

  中国历史上,由分治而被一统的王朝,有秦的结束战国诸雄、西晋的结束三国、隋的结束南北朝、宋的结束五代十国。这当中,秦、西晋和宋,都经历了“统一--统一”的循环。“五胡乱华”以后,晋室南迁,相继为宋齐梁陈;北方则是五胡十六国、北魏以及东魏-北齐、西魏-北周,虽南北分治,但并非由“统一到”。这有些像宋以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族的对抗(只是这时所谓“中原王朝”的版图已退至江淮以南,而北方的游牧部族所控制的区域南下到了黄河流域),但又不同于蒙元、满清那样以“异民族”的姿态、摧枯拉朽般整合东亚的“统一”方式。五胡十六国,特别是此后的北魏,因长期占据黄河流域这一“中原”的核心地带,及其深入的汉化,自认为具备了与江淮以南争正统、争正朔的、文化资本,从而又具有了传统的“从到统一”的色彩。

  535年,北魏为东西两部分;577年,北周灭北齐,统一北方;589年,隋朝征服了陈朝,统一了中国。

  西魏-北周,与东魏-北齐,本属“同根”,但长期的征伐,使双方有强烈的。这种,并没有随着北周吞并北齐而减弱,相反,北周以征服者的姿态,歧视原北齐控制的所谓山东之人,称其为“机巧奸伪,避役游惰”之民。这就是《隋书·食货志》所称的:“是时山东尚承齐弊,机巧奸伪,避役游惰者十六七。四方疲人,或诈老诈小,规免租赋。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,户口不实者,正长远配,而又开相纠之科。大功已下,兼令析籍,各为户头,以防容隐。”对北齐社会的高层,也采高压态势,牟发松《旧齐士人与周隋》(《文史》2003年第一期)已多所论述。灭陈后,隋对南方也采取高压政策。时苏威受命巡抚江南,《北史·苏威传》称:“江表自晋已来,刑法疏缓,代族,不相陵越。平陈之后,牧人者尽改变之,无长幼悉使诵五教。(苏)威加以烦鄙之辞,百姓嗟怨。使还,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。上以江表初平,召户部尚书张婴,责以政急。时江南州县又讹言欲徙之入关,远近。饶州吴世华起兵为乱,生脔县令,啗其肉。于是旧陈率土皆反,执长吏,抽其肠而杀之,曰更使侬诵五教耶。”当地这场规模不小的武装,终被。

  周隋攻灭了北齐、陈朝,建立了统一的帝国,由地方变成了的中央,但是,在上,却没有随着版图的扩大而扩大,没有同时完成“地方中央化”的历程。原北齐、陈朝的上层人物入关,并不是为了扩大基础,而是旨在控制;中下层人士想入仕,却遭到排挤。仍旧以一个地方人物为中心、以一个地方的心态,来控制一个的,这是当时上的一个主要问题。

  隋炀帝在位不足十五年,618年在江都。为何统一了中国的隋朝如此短命?

  统一全国十五年之后的604年,隋文帝死,其子杨广即位,是为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。隋炀帝在位不足十五年,以618年他在江都为标志,隋帝国实质上已结束了。隋文帝统一全国后执政的十五年,没有能完成关中地方的中央化,那么在隋炀帝执政的十五年,是否意识到了这一问题,并付诸解决呢?

  604年七月,隋炀帝即位于仁寿宫。十一月到洛阳,“发丁男数十万掘堑,自龙门(今山西临汾河津)东接长平(今山西高平)、汲郡(今河南汲县),抵临清关(今河南延津),度河,至浚仪(今河南开封)、襄城(今河南临汝),达于上洛(今陕西商县),以置关防”(《隋书·炀帝纪上》)。这是围东都洛阳一圈,掘堑、设置关防。营建东都,中心东移,说明隋炀帝有“关中中央化”的意识,但仍然是自设关防、设关自固的思维。这实际是将关中的“关”向东扩大而已。与此相关的,就是疏通运河,以东都为中心,西北抵涿郡(今),东南到江都(今扬州),加强了关中与山东、江淮的沟通和联系,以促进在地理意义上的联为一体。当然,他的几次巡行和耀兵,都是通过威慑而旨在加强对久与关中为敌的山东、江淮,特别是对山东的控制。

  609年二月,自东都返京师。三月,巡行陇右,沿洮河西上,在今刘家峡附近渡黄河,至今青海乐都;经祁连,至张掖,九月入长安。十一月幸东都。

  611年二月,自江都乘船,经通济渠,北上涿郡,准备攻打辽东。612年正月,大军集涿郡,七月失利班师,九月至东都。

  614年二月,议伐高丽,三月至涿郡,八月班师。十月至东都,还京师,十二月又至东都。

  615年五月,至太原,避暑汾阳宫,八月至雁门,被突厥围,九月围解,十月返至东都。

  他即位后,在长安呆的时间极少。除巡行外,他主要是在江都和东都。进攻高丽,是他执政期间的一个转折点;自此,山东,即所谓“山东豪杰”开始。613年,伴随着的扩大,作为集团的高层人物,杨玄感起兵反叛。这一年,隋朝急转直下,以615年隋炀帝被围雁门为标志,隋帝国的控制力大为减弱;次年隋炀帝到江都。最后的两年多时间,他一直呆在江都。

  结好突厥,是为了高丽;而攻打高丽,是为了威慑和河东。隋王朝很担心河东、的力量,与突厥联合,挟突厥以自重。

  隋炀帝为什么会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攻打高丽,一直是学界众说纷纭的一个话题。按理说,高丽并没有对隋帝国构成实质性的危害;对隋帝国构成实质性的突厥,隋炀帝倒很,采取的是守势。我们认为,结好突厥,是为了高丽;而攻打高丽,是为了威慑和河东。607年、608年他两次巡行河套地区,612年、613年、614年三次攻打高丽,其真实的目的,始终是针对和河东。、山东一直是成为中央却仍“关陇”地域性的隋王朝的假想敌。这既与关中的西魏-北周与东魏-北齐的长期征战有关,也与隋文帝杨坚控制北周、尉迟迥起兵于邺(今河南安阳北),炀帝即位、其弟汉王杨谅起兵于并州(今山西太原)有关。

  尉迟迥起兵,“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,南连陈人,许割江淮之地”(《北史·尉迟迥传》)。尉迟迥起兵是在,但隋文帝颇以绛、汾为忧,“尉迥之作乱也,高祖忧之,谓(韦)世康曰:‘汾、绛旧是周、齐分界,因此乱阶,恐生摇动。今以委公,善为吾守。’”(《隋书·韦世康传》)汉王谅起兵时,他的两位重要谋士是南朝梁的大将王僧辩之子和陈将萧摩诃;王氏劝汉王说:“王所部将吏家属,尽在关西,若用此等,即宜长驱深入,直据京都,所谓疾雷不及掩耳。若但欲害据旧齐之地,宜任东人。”(《隋书·文四子杨谅传》)无论正方、反方,都是从区域的对抗着眼来思考问题,利用或防范的,都是关东和江淮,尽管也许这种区域对抗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,并没有当事人想象得那么严重、那么大。

  突厥是当时活动在东亚舞台上,至少可以与隋帝国抗衡的。隋王朝很担心河东、的力量,与突厥联合,挟突厥以自重。尉迟迥起兵,也有“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”的举动,而炀帝末年活动于河东、的者,也确实不乏与突厥联合者,如周等。李渊太原起兵,也至少是得到了突厥的支持。所以,隋炀帝在无力与突厥直接对抗的前提下,就要努力切断被隋王朝视作潜在敌对的、河东与突厥联系的可能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又极力笼络江淮地区。他几次到江都,都大肆赦免,并优免该地区的赋税等。这与他个人对江淮的感情不无关系,但他也并没有对江淮人士。

  他在雁门被突厥围困,是他结好、安抚突厥,以充分威慑、控制河东、国策的大失败。所以他在突围后的次年,即南下江都,实质上是逃避这一变局带来的挑战。

  总之,隋炀帝一方面没能解决隋王朝据有天下而仍是关中“地区”的性质,另一方面,他又长期不在长安,除出外巡行,即长期停留在东都和江都,这又引起了实际控制的关陇人士的不满。他在雁门被围后,决定南下江都,而不是驻守关中或东都,这更引起了关陇人士的惊恐。所以,616年七月他离开长安时,他杀掉了一位劝谏者;到氾水,又杀掉了另一位劝他返回长安的进谏者。他“执意”要离开关中。终于,两年后,他被随他南下的关中武将宇文化及等。宇文化及带领人马北返。

  的,确实有赋役太重,如疏通运河、筑长城、修等,特别是为征辽东而兵役甚重的问题(当时就有《无向辽东浪死歌》以作“反战”的号召),但对杨隋王朝更致命的打击,是关陇人士对隋炀帝的“”。事实上,取代杨隋的,是本属关陇集团的李渊,而在李氏父子进入关中,削平群雄的征战中,宇文化及率领的杨隋北归军队是其最为强劲的对手。对所谓农民起义的的攻伐,倒显得并没有太费气力。

  在统一之后,既不能与民休息,又不能、使之随着疆域的扩大而逐步实现中央化或全国化,最终导致了杨隋王朝二世而亡。

  唐贞观年间,对隋朝忽亡的成为君臣论治的重要内容。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,也成为格言。唐太的坐大,虽然得到了所谓山东豪杰的支持,但他执政后,并没有向山东人士,同时还着力打击、山东旧族在社会上的影响。大家熟知的一段史料正可说明这一点:

  太尝言及山东、关中人,意有异同,(张)行成正侍宴,跪而奏曰:“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,不当以东西为限;若如是,则示人以隘陋。”太善其言,赐名马一匹、钱十万、衣一袭。(《旧唐书·张行成传》)

  对关中、关东仍存戒心,这个问题的解决,是到了其子唐高即位之后。高为了以关中人士为主的顾命大臣的羁绊,才大力任用关东人士。在我们今天看来,唐太君臣对隋亡的教训总结得并不到位。但重视历史的教训,毕竟是可贵的。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离我们越近的历史,越值得,也越有借鉴的意义。比如,我们今天就更应该认真、深刻地对近三十年的以及它被摧枯拉朽般打垮的历史。

  我们研究的历史,是已经知道了结果;反观历史,“发生的都是必然的”。即使强调偶然,对这个结果而言,也常常是必然导致这一已知结果的偶然。我们无法将偶然的变量加入或抽出,再推演其结果。对隋朝短命的认识与理解,亦复如此。这也多少印证了那句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的名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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